作者丨朱昌俊

单日新增本土病例接连创新高，波及20多个省市；上海、深圳这样的防疫优等生也按下“暂停键”……用张文宏医生的话说，现在是“抗疫两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”。

从确诊病例人数、病毒蔓延速度、波及范围看，对这轮凶猛的疫情反扑，的确不能淡视。但是，在抗疫进入第三个年头，“疫苗全程接种率到2022年2月底已超过87%”的现实语境下，一种似乎并未能淡化的、弥漫于全社会的对于病毒的非理性恐惧，或许比病毒本身更让人不安。

这几天，吉林高校爆发聚集性疫情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。但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一则传播率颇高的，来自该校一位学生对于封校之后学生境况的“曝光”信。

我注意到，在这则仅有数百字的爆料信中，出现最多的场景，就是学生“哭了”——“学生哭着给老师打电话”、“每个人都在崩溃大哭”、“哭着给家里打电话”、“同学都急哭了”……

不少网友表示同情学生们的遭遇，也指责校方和当地在防疫上的不力——事后该校负责人和当地市长均被火速免职。但同时，也有人发出感叹——现在的大学生，为啥这么衰？

毕竟，防疫进行了整整两年多，按说，作为高校学生，更具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判断能力，在疫情面前一下子被“吓哭”，这多少让人意外。

未能亲身置于那个具体语境下，我不太赞成将这一幕作为“大学生是温室里的花朵”的又一例证，也认同每个人之于不确定性的恐惧的权利。

但是，作为一种现象，它的确为今日社会之于病毒的非理性恐惧乃至恐慌，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观察切面。

事实上，常态化防控以来，学校历来就是防疫重点，学生们也始终处于“严格”保护之下。但这一次，从吉林到上海，从青岛到重庆，均出现了学校被病毒攻破的现象。这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是非常罕见的。

这一方面，表明奥密克戎病毒的确很狡猾、极易传播；另一方面，也预示着现有的防控策略的有效性，或正在进入一个临界点的状态。

但是，如张文宏医生在最新的文章里所说的，对于这个病毒，消除恐惧是我们必须走出的第一步，在心理上，我们还需要为后期政策在可持续性方向上的优化做好准备。目前来看，这种心理建设是否完成是可疑的。

不只是大学生。最近随着多地疫情防控升级，随之而来的又是大家极为熟悉的一幕幕：上海疫情严重了，中午的盒马超市蔬菜和肉类的货架就被抢购一空；疫情下的青岛人到底有多拼？网友：把超市搬家去了；深圳志愿者霸气喊话市民别抢菜……张文宏也指出，全国各地显得有些慌乱，上海也不例外。

这种群体性的略显慌乱的“应急”反应，原因比较复杂。比如，此前一些地方在封闭防控阶段应对不力，导致居民居家生活出现困难，这很难不给人留下心理阴影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对于病毒本身的认知，是否真的科学？或者说，在与疫情缠斗两年多的今天，我们对待病毒的一切行动，是否仍是受习惯性的恐惧所支配？

这里面，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。相比其他群体，高校中的学生可以说是被保护得最好的群体之一，至今不少高校都是实行封闭式管理。但在长达两年多的“最严”保护之下，是否也意味着学生产生了一种依赖，并强化了对病毒的非理性认知，从而一有“风吹草动”，便可能陷入慌乱之中？

我好奇的是，对这波疫情的全球发展形势，对于病毒的危害性，以及给真实世界带来的影响，更崇尚科学精神的高校，是否从客观的角度向学生作出过科普？无论如何，等到他们踏出校门，在找工作碰壁时才意识到我们对待病毒可以更从容，可能就太晚了。

同样的道理，其实也适用所有人。疫情防控两年多，病毒改变了很多，社会防疫心态的改变还是有限。我们依然是下意识地囤积日用品，依然被封城封闭社区的恐惧所支配，甚至依然有地方执着于动辄“全员静止”的“硬核”防疫模式。

张文宏的最新科普显示——病毒的毒性已经是明显降低了。他引用的案例之一是：上海近六个月收治的2266例病例中，大多数是海外输入性病例，94%打过疫苗。这2266个病人中，重症的只有0.1%，危重症（需要插管）和死亡的一例也没有。或许是考虑到这还不够直观，他抛出了一个结论——新冠重症率与死亡率真的低于流感了。

很明显，这样的风险科普，这样的数据说明，是驱散恐慌情绪，让社会构建更理性的“防疫观”、“安全观”，从而接纳新的防疫可能性的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“凡是持久的，必是温和的与可持续的”。而在信息不对称之下所积累的恐慌情绪，终究是不可持久的，也不可能是温和的，它到一定程度时很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。

“最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”，每每置于防疫策略抉择的十字路口，这一句话，就无比现实。

作者朱昌骏，系媒体评论员。

编辑｜张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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